由许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思考录》一书，收录的几乎都是近几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中国翻译》的报刊上的探讨翻译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当今活跃在翻译界的名家。我这个翻译界的门外汉，读了这些文章后，也受益匪浅，同时深感到，翻译学作为一门专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完全可能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自从有了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活动，便有了对翻译活动的理论思考。只要有翻译活动存在，这种理论思考便必然会存在。而翻译学的建立，只不过使这种理论思考更加自觉化和更为系统化而已。
翻译学当然首先要探讨诸如什么是翻译，翻译是否可能一类最基本的问题。《翻译思考录》中，有些文章谈论的正是这类元问题。把这种对元问题的思考看作是与翻译实践毫无关系的“空洞理论”，肯定是不妥当的。不错，即便有人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也不妨碍翻译继续存在。但翻译不可能论至少能让人们意识到翻译命定般的局限，让人们意识到翻译可能性的限度。正像不能把文艺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理解成单纯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一样，也不能把翻译理论批评的功能简单地看成是对翻译活动起指导作用。我觉得，翻译的理论批评，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创造活动。例如，从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同一外文著作的不同译本进行详细的比较，不但考察译者的学术功力、文化修养，而且从不同的译文中见出译者不同的人生经历、人格气质、心理禀赋，就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学术活动。把翻译理论批评看作是翻译的附庸，无疑是不正确的。
《翻译思考录》中所收文章，基本上是谈论文学翻译的。文学翻译相对于非文学翻译，确实有着很大的特殊性。有的文章提到了“翻译美学”这个概念，我也觉得十分合理。我以为翻译学的核心，就是以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美学。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复杂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完全可以令一门翻译美学得以成立。近些年，文学翻译界就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诸如文学翻译是否可能，翻译文学算不算“外国文学”，文学翻译是否有定本，名著是否可复译，外文汉译时是否应该使用成语，等等，展开了争论。这些争论文章，基本上都收在这本《翻译思考录》中，对照读来，既深感有趣，又深受启发。不少问题，我这个门外汉无法做出判断。但有些问题，作为一个关心文学翻译的读者，也有点自己的看法。例如，翻译文学不能算“外国文学”，而应看成翻译者所属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我便深为赞同，同时也令我想到，所谓接受翻译文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接受翻译家的影响。又例如，在翻译是否有定本，名著是否可重译的问题上，我是站在主张没有定本，可以重译者一边的。如果说理论上没有定本毋须多言，那实际上没有定本就更不用多说了。如果定本的“定”指的是时间上的永久性，那谁也不能指认某一种译本就成了“定本”。即使在时间的长河中“定”了一百年的译本，谁又能说再过一百年不会被更好的译本取代。既然不可能有定本，那重译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还有，作为一个翻译文学的读者，我对让白皮肤、蓝眼睛的人满口“朝秦暮楚”、“水性杨花”、“举案齐眉”的译法，也颇不以为然。在外文汉译中，尽量避免使用汉语成语，应该成为一条原则。
以上是一个翻译门外汉的胆大妄言，或许会贻笑大方吧。
